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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考单招”还是普通高考:盲人考生只选一个公平吗?

扬州特殊教育学校的对口高考班学生正在上课。2019年扬州特殊教育学校有4名盲人学生、11名聋哑学生参加高考。(IC photo/图)

2020年6月20日,23岁的全盲考生陈慧娴参加了自己的首场高考,比2020年普通高考提前了17天。

2014年,普通高考出现首份盲文试卷前,视障考生都是通过简称为“单考单招”的特殊高考上大学。这一模式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教育部授权长春大学等几所高校招收视障学生,自主考试,单独招生,开设特定专业,考试时间大多安排在普通高考前两个月。

2014年,视障学生首次参加普通高考,从此多了一条高考通道。能和普通考生一样参加普通高考,曾是陈慧娴在三年高中生涯心心念念的“梦想”。但最终,陈慧娴选择参加了“比较简单”的“单考单招”。

事实上,每年九千万余人参加的普通高考,视障考生历年来参与都极少,2019年有10人,是人数最多的一年,2020年仅为5人。而每年200多个视障考生通过“单考单招”考入大学。他们还是选择旧有路径,这引起了视障人群和特殊教育领域的讨论,为何一心保障残障人教育公平的普通高考,却在现实中遇冷?

“二选一”的高考

截至2020年,“单考单招”中,视障考生能考的本科层次高等院校仅四所——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滨州医学院、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以下简称南京特师),招生专业范围很窄,为针灸推拿、康复医学及音乐表演。目前共有23所包括高职在内的高等院校,参加包括视障、听障等残障在内的“单考单招”。

据中残联统计数据显示,随着特殊教育发展,2019年全国已有特殊教育普通高中班(部)103个,在校生8676人,但盲生占比不高,共1629人。

陈慧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残疾考生为提高录取率,通常报2-3所学校。每年4月他们在“高考季”就奔波于各个地方考试。她自己报考了两所大学的单考单招——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均为针灸推拿专业。

今年受疫情影响,考试时间推迟了。6月中旬,陈慧娴出发参加第一场考试,她从山东济宁乘飞机至吉林长春,选择冷门时段的打折航班,住在小旅馆里,花费近三千元,完成为期两天的考试。

6月30日,陈慧娴接到长春大学的录取电话,要求确认是否报读该校。她很为难,自己报考的第二所学校考试因疫情延期,未确定是否取消。

“单考单招的考试比较简单。”陈慧娴说,招考学校为抢生源,也会提前打电话与学生确认。

7月12日,陈慧娴参加了北京联合大学的“单考单招”。因疫情影响,北京联合大学采取线上考试方案,考生在镜头前取出学校提前邮寄来的盲文试卷,摸读考试,完成后装入密封袋,再邮寄回学校批卷。

基本上,“单考单招”早于普通高考,学生发回确认函后即转变为拟录取状态,高校将在普通高考录取开始前,从各省考试院提走他们的档案。至此,对于残疾考生而言,高考也落下大幕。

但普通高考的诱惑始终在,它带来了更多选择——可以根据个人能力兴趣及就业导向等因素选择心仪的高校和专业。政策规定,只要符合录取条件,高校不得因考生残障拒绝录取。

“我们不想一眼能看到头,不想只有针灸推拿专业。”陈慧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关于普通高考,是高中三年,她和同学一直热烈讨论的话题。

没有选择普通高考的原因种种,有一个原因不能忽视,就是目前普通高考和“单考单招”存在互斥关系。陈慧娴记得很清楚,2016年,学姐杨玉青在单考单招后参加普通高考,却无法填报志愿,系统提示她的学籍档案已被提走。那时,他们才恍然明白,原来普通高考和“单考单招”只能“二选一”。

两条轨道

采访中,多位视障考生、盲校老师和特殊教育领域的专家都向南方周末记者表达了类似观点,“二选一”很难。

“单考单招”是多年来实行特殊教育的教育体系,而普通高考,则是一条常规教育体系。残障考生参加普通高考,意味着跨越特殊教育体系,其中要逾越的障碍,是普通考生难以想象的“沟壑”,因为两种体系相差极大,相对隔离又独立。

“单考单招”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教育部、国家计委、劳动人事部、民政部发布《关于做好高等学校招收残疾青年和毕业分配工作的通知》,要求高等学校招生“在全部考生德智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应仅因残疾而不予录取”。该要求也被纳入随后的残疾人保障法中。

随后,我国地方高校开设专门招收残疾人的院系或专业,建立了特殊教育学院。1987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成为第一所实施残疾人单考单招的院校。

当时,多数残疾考生都是肢体残疾,能够自理的考生,听障和视障考生极少。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国家教委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该意见规划了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布局,要求“原则上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划片设校,或以地市为单位设校;并有计划地在聋童学校和普通小学附设盲童班,或吸收掌握盲文的盲童在普通小学随班就读”。

浙师大残障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学会在研究中发现我国盲童入学率一直较低。直到2000年底,视力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仍然只有54.1%,在盲、聋、弱智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中最低。2003年全国仅有盲人高中10所,在校生347人。

另一现实是,虽然随班就读被视作融合教育的主要形式,隔离教育是残疾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主要形式。

9岁时,小学三年级的陈慧娴突发眼疾,父母带着她求医问药两年,眼睛依然失去了视力。11岁,她回到学校,进入济宁市盲人学校,从小学一年级读到初中三年级。后来听说一位盲校师兄从济宁到了青岛上学,2005年考上了吉林的长春大学。

“还有大学啊”,陈慧娴重燃希望,一心沿着师兄的路径,再走一遍,“去青岛,考大学”。她当时不知道,除了长春大学以外,还有滨州医学院、北京联合大学也招收视障考生。

“这在当时是制度突破”,李学会认为,单考单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满足了残障者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但他也发现,1987年盲生可以选择的专业是按摩和音乐,多年来,选择的范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盲人高等教育与针灸按摩形成了高度匹配,除了大学教育,其他形式的大专班也基本上是针灸按摩专业。

想要更多选择的盲人考生,被2014年首份盲人试卷点燃了希望,2015年,就读于青岛盲校的视障考生郑荣权、黄莺成功参加普通高考,更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陈慧娴记得,2015年高考放榜当天,她正在青岛盲校初中部上课,曾教过黄莺、郑荣权的老师在课上通报这个消息,大意是你们也好好努力,将来参加普通高考。

障碍重重的普通高考

回看2014年盲人参加高考,李学会认为,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教育者、受教育者及其家长的教育预期,给盲人考生带来了希望,这种预期最终影响教育投入,形成正向激励。

青岛盲校在2015届考生大获全胜后,为普通高考备考生提供课外辅导,并几经调整;南京盲校于2016年正式组建高中部,以学生能参加普通高考为培养目标,引进教师人才。

“不鼓励、不反对”,当时在青岛盲校高二年级的杨玉青回忆老师的态度,但变化已经随之而来。

高三以后,学校正式开设6人辅导班,专门辅导备考普通高考的学生——体育课、信息技术课、社团课让出来补课,一周每个科目多上一节。

但参加普通高考对盲人考生来说,依然障碍重重。毕竟盲人考生和普通考生经历着不同的教育历程,与之适配的资源又太少。

据青岛盲校的高三老师胡可介绍,为了备战普通高考,盲生备考需花费数倍于普通考生的努力。例如做英语阅读题,普通学生一眼能扫到的答案,视障考生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摸,逐行逐行往回找。

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以下简称重庆特教中心)高中部老师周眉眉则举例,数学的几何图形不能非常恰当地从汉文翻译至盲文,“盲文只能用点表示线,密一点的是实线,疏一点的是虚线”,如果碰上多条线交叉,在交叉点还有不同的字母需要标注,就会造成认知上的混乱,“他不是不会做,是花大量时间去摸出这个图形”。

为此,重庆特教中心为残障孩子参加普通高考设计了预案。该预案主要与普通高中合作,将孩子送入普通高中随堂旁听,测试其是否适应随班就读。与此同时,盲校提供学科老师一对一帮扶方案;为普通学校老师针对该生的教学提供指导和辅助;提供硬件方面的无障碍支持,如制作理科的盲文图标等等。

残障权益倡导者孙涛则认为,如果能提供必要的指导,帮助盲生掌握盲文答题和摸读的技巧,则可能事半功倍。他向教育部申请获取2020年高考盲文试卷,以仔细研究复杂盲文图像物理选择题,确认它是否超越了一般盲人学生摸读盲文图像的能力上限。

但以上方案还没能等到一个合适的盲生。

今年,重庆特教中心有位成绩优异的盲人考生,他喜欢数学,想通过普通高考报读数学专业。特教中心的老师们为此做了诸多方案,但考虑到他最心仪的是数学专业,普通高校可能无法针对这个专业提供足够的无障碍支持,未来也难以得到更好的就业。

最后,老师们还是建议他参加单考单招。

考生的困扰

胡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单考单招与普通高考两个选项面前,老师们会考量很多因素,学生的能力能否适应普通高考,以及报考的学校是否接收、将来就业会不会受限。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这几项也是学生、家长考虑最多的问题。

2017年,视障考生周文晴参加高考。周文晴的父亲顾虑重重,他找到她的初中老师,希望能说服周文晴放弃普通高考。这位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当时非常挣扎。“我个人非常希望她去闯一闯,给自己个机会”,周文晴聪明且勤奋努力,完全具备冲一冲的资格,但作为长辈,她理解文晴父亲的想法,“吃下很多苦,最后未必有匹配的专业”。

最后,周文晴参加了南京特师的单考单招。得知被录取后,周文晴还想参加普通高考试一试。她打电话咨询南京特师招生办提档时间,能否让她参加普通高考。对方没有明确回答,只说“一般在高考后的时间提档”。

但当年5月,想参加普通高考的周文晴因档案被提档,无法打印准考证。父亲也想圆女儿的心愿,找到山东省考试院、青岛考试中心协调,也未成功。高考那两天里,周文晴无比失落,而后每年高考时间,她都感到压抑、难过。

吴潇也在2017年参加高考,她铁了心要参加普通高考。“我最大的想法是,不能大学四年用来学习盲人按摩,”她认为,“大学学按摩,与中专、中职毕业学有什么不同?”

学校与老师们的想法却不同,他们担心吴潇参加普通高考以后连大专也未能考上。高三上学期,教导主任、班主任、任课老师频繁约她谈话,“你要想清楚”。吴潇心里也犹豫,但“哭一哭,过去了,又觉得不甘心”。高三下学期她离开盲校,到普通高中旁听,全心备战高考。

陈慧娴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备战高考这几年,她的想法一直在变,高一无论如何不甘心,想去闯,到了高二,考虑到成绩、就业以及家人的意见,心气又下降一些,直到最后高三作出决定,放弃普通高考,满是遗憾。

什么是公平?

2017年,杨玉青参加了单考单招后,又考了普通高考,拿到了不错的高考分数后,她愕然发现,自己不能填报志愿。后来,父亲劝她,既然拿到了南京特师的通知书却不履约,对学校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而且普通考生也不可能有两种高考自由选择的特权。

杨玉青有自己的想法,“只能选一个又是公平的吗?”

孙涛也一直在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公平。他认为普通高考盲文试卷的出现,虽然从物理上消除了视障学生考取普通高校的障碍,但“二选一”本身在心理上构建起强大的障碍,让本来是弱者和不同教育基础的盲人考生和家庭被迫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选择单考单招,最终是不平等的,“让他们陷入一个低期望导致低资源,低资源导致低成就,低成就又巩固低期望的结构性不平等的怪圈”。

孙涛建议,目前在单考单招和普通高考的“二选一”,可以调整为“统考、单招、统录”的方案,简单来说放弃存在诸多弊端的“单考”,仅参加普通高考即可,但保留高等特殊教育院校特定专业为视障和听障学生预留的招生计划,统一录取。

李学会也认为,解决“二选一”的矛盾,“需要更多的想象力”。思考这个问题不应紧盯着高考制度本身。李学会认为社会还需要做更多的准备让视障考生适应高考。

首先,特殊教育还存在隔离教育固化的问题,盲校孩子及家长、老师教育期望值低,整个教育教学水平维持较低。从大学的专业来看,视障学生专业少,就业难,未来还有很多未知数,“前后都是障碍,怎么办?”

李学会建议,能否在提升特殊教育方面,更多考量融合教育做法。例如盲校学生接受的课程质量与强度不足,那么能否考虑直接将学生送入普通高中学习。

原有的盲校老师转为支持型角色,为盲生融入普通班教学提供合理便利服务——印制盲文试卷、探索适合盲生的教学方法,乃至向普通学校的老师传授特殊教育经验,“让普通学校的老师理解如何教导视障学生”。

(应受访者要求,胡可为化名)

文章分类: 教育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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